武禹襄

      武禹襄，生于清嘉庆十七年二月四日（公元1812年），卒于清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1880年），享年69岁（虚岁）。2012年是武禹襄宗师诞辰200周年，其活动年代距今也不过百数十年。百数十年，置之历史长河里，不过是一小朵浪花，转瞬即逝。然而正是这一小朵浪花，犹如一道屏障，将宗师与我们切割成两个世界，欲一窥宗师足迹，谈何容易？但毕竟时光不遥，岁月尚近，其故居俨然，笔墨犹存，传人承其拳艺，自可沿波溯流；史志典册在案，一睹了然于心。笔者正是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披阅、比对，借以穿越历史隧道，走向老先生近处，感受老先生的声息，把脉太极参所经历的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一、禹褰生平——科举失意，以才干志行为当道所重，又深自逊辟，赍志以没

禹襄1812年出生。1817年，父死，时母亲37岁，大哥18岁，二哥14岁，禹襄年方6岁。母寡儿弱，其境凄苦可知。

按：据《广平府志•烈女传》，武母赵氏，19岁于归。长子武澄清生于1800年，依此推算，则大体可知武母于1799年嫁至武家；上推19年，则其出生年份约为1781年。又，《广平府志》载，澄清“少孤，家贫如洗。年十八为诸生，名重乡里，授徒养母，兼课两弟读书”。既曰“少孤”，则明言乃父歿时澄清年龄尚“少”，至多不超过“弱冠”之年，也即20岁左右。续而告之18岁“为诸生，名重乡里，授徒养母”，则父殁时澄清当为18岁，或许再稍早。

幸而母慈兄贤，禹襄失怙而不失教，在母、兄的慈爱关怀和教育下读书进德，长大成人。

按：武母赵氏，“宣化镇君子堡把总^①宏勋女。幼熟经书，达大义。事舅姑以孝闻。姑疾，奉汤药，涤厕牏，昼夜不假寐。

尝终夜露祷于庭，得寒嗽病。自课诸子，口授指画以六经四子书，夫病瘟，医药无效，或谓以口吮胸，汗出则愈。病者愈，吮者必病。赵曰：‘果尔，死不恤，病奚辞。’遂吮之，烈終不起，赵病几危。时年二十九。翁殁，家益貧，昼操作，夜纺绩，尝自制冬衣，缀以敝葛。子通籍后，荆布如故，亲族有以缓急告者，则倾资不恤。今武母祠义塾，毕节缩甘旨之所成也。（节衣缩食办义塾，更彰显武母于教育之重视。于他人之幼尚且如此，何况己出？足证禹襄之生活、受教环境）”（见《广平府志•烈女传》）。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禹襄37岁，“朱侍郎尊视学广平，能君文，以为老宿，冕同试生，将选贡成均。”（《武河清墓表》）。侍郎朱尊视察广平府教育，发现禹襄很会作文章，视之为文坛老宿，于是赏以同试生冠服（即令做同试生），拟推选其担任“均人”^②之职。“而是时，祖墓适拖降于盗，当事某稽，不即贞治，愤争于庭，继以号泣，卒以戆直忤某，叕其行，上之学使，时榜且发矣，竟铲君名，而易以他人之不逮君者。“（同上）但就在此时，禹襄祖墓遭盗贼破坏，负责其事的某位官员并未即刻展开认真侦治，禹襄愤怒地诉争于公庭之上，继而号啕大哭。终于因性格戆直而得罪于此位官员，他隐中污毁禹襄，上告之学使，于是除去禹襄之名，而另换成他人之不如禹襄者。此事对禹襄影响很大，是他科举之路上的一大挫折。

禹襄不幸被罢除，又连续参加京兆会试，两考两度落选，幡然道：“得之非命呀。竭尽力量眼目心思，囚神劳形，执着于不可知之命。相较于先辈圣贤所讲的可得则求，不可得则舍之语，拼死相争而不知回头，这即是我的所作所为，究竟为什么呢？”于是放弃了科举考试求官的志向，特立独行达极高境界，因其出众的才干、志向、品行，得当时当权者所器重。

“咸丰壬子，吕文节公贤基奉朝廷命，督师歼发贼江右，肃书币招入军幕，以母老辞。至庚申、辛酉，捻匪窜畿南，尚书毛公昶熙，河南巡抚郑公元善，又皆礼辟，不就。”（《武河清墓表》）1852年，工部兼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赴安徽督办团练，与太平军对垒，以礼发函延请禹襄入幕参赞军机，禹襄以母亲老病为由辞归。到了1860年、1861年，捻军在河南一带活动，左副都御史毛昶熙和河南巡抚郑元善又皆以礼相招，禹襄没有赴职。

在那个四海不宁、英雄辈出、朝为匹夫、暮为卿相的时代，禹襄“独深自逊辟，寥居洿处，以泽其躬，而养其亲，卒抱其才略，一无所施以没。噫，可悲也已！”（同上）禹襄独独深自谦逊退辟，寂寥地身居下位，修养身心，奉养老母，终于空怀才略，一无所施。

 

二、禹褰拳道——孜孜以求，艺理俱精，心领神会，乐以忘忧

禹襄家族有尚武血统。

禹襄曾祖武镇，字静远，武生，授卫千总衔。武生，即通过武艺参加科举考试，也称武秀才。卫千总，按照清代官制，属从六品。禹襄祖父武大勇，字德刚，武生。两代人均是武生，这样的家庭，禹襄自幼学文习武，当是自然。禹襄自幼失怙，受母亲影响自不可小觑。禹襄外祖父官任“把总”，本身又是一个武职。所以从禹襄母亲处，也会支持孩子们习武强身的。这从其长子、次子后来在戎务上的表现也可得到印证。

禹襄出身诗书簪缨之家，首要之选本是科举考试。惜命运弄人，几番挫折之后，禹襄毅然放弃科考之路，而适然于平静恬淡的家常琐屑生活。在这样平静的生活中，禹襄的主要心思放在两件事上，一件是“课子孙”读书，一件则是“究义、太极拳术”（武延续《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

 

禹襄究心太极拳术。

禹襄首次亮相于武坛，见于李亦畲的《五字块序》或曰《太极拳小序》：“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到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我郡南关杨某（禄禅），爱而往学焉，专心致志，十有余年，备极精巧，旋里后，示诸同好，母舅武禹襄见而好之，常与比较，彼不肯轻以授人，仅得其大概。素闻怀庆府赵堡镇有陈姓名清平者精于是技，逾年，母舅因公赴豫省，过而访焉，研究月余，而精妙始得，神乎技矣。”

无论亦畲笔法如何婉转，我们通过这段文字，看到禹襄钻研拳艺的三个要点。一、他有基础。没有基础，他不可能“见而好之，常与比较”。二、他吸收了杨禄禅不同于自己的、且明显高己一筹的拳艺。这种吸收，说到底是一种学习。在杨禄禅是“授”，在禹襄则是“受”。虽然这种授受的结果是“仅得其大概”。三、禹襄访陈清平，是一种寻根问底的探求，这是在得禄禅拳艺之“大概”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实现的。既“研究”；其实是带着诸多疑问而求证。没有基础，就不会有疑问。当然，这是禹襄又一次的深入学习。虽然从文字描述来看，禹襄和禄禅、陈清平之间，都不是师生关系。但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好学乃是美德，何必讳言呢？退一步来看，禹襄乃廪贡生，有功名在身，相较于禄禅和清平，无论是个人学识还是家族地位，其不在一个层面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又恰恰反映出禹襄超越社会阶层，唯拳为尊、唯拳是求的好学精神。况且，古人早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之训，亦理之常。这里又折射出两个关键：一、杨禄禅、陈清平拳艺均非凡辈，才足以令禹襄折节以交；二、禹襄实在出于真喜好，这种尚武爱拳之情，已深深溶入禹襄的精神生活之中。这里我们可以放开眼光，设身处地替禹襄想想：科举连试不中，对于一个士子的打击该有多大！如何平衡这一严重失衡的心理天平？当然离不开禹襄是一个心胸阔大的人。但看禹襄如此钟情于拳艺，此对于禹襄来讲，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有助于让他忘记科举失败所造成的隐痛。此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极拳本身的确有巨大的魅力！

此前常见人著文，道禹襄因爱好太极拳，遂绝意仕途。笔者大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种颠倒了的逻辑。事实上，不是因为爱好太极拳才绝意仕途，相反，正是因为仕途无望，才为其转而着意于太极拳带来可能。

 

禹襄孜孜太极拳艺。

与禹襄关系最密切的李亦畲只是录下了禹襄的习得文章，却没有记录禹襄的拳艺事项。禹襄之孙武延绪，在两篇文章中记录了禹襄的太极拳事迹。其一是《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禹襄）尝持一杆舞之，多人围绕，以水泼之，而身无湿迹。“噫，其技如此！其二是《李公兄弟家传》：“（禹襄）习焉而精，顾未尝轻以授人，恐不善用，滋之弊也。惟公（亦畲）来，则有无弗传，传无弗尽，口诏之，颐指之，身形容之，手足提引之，神授而气予之，公亦步亦步，趋亦趋，以目听，以心抚，以力追，以意会，凡或向或背，或进或退，或伸或缩，或萦或拂，无不穷极幼眇，而受命也如响，尝所谓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者邪？”舅甥之间，如此授受，“用志”何其专也！

1991年中国永年国际太极拳联谊会编辑出版的《从古城走向世界——永年太极拳史料集成》，内有武禹襄传记述道：“禹襄尝监修县城，方巡视间，班侯自都中归，将及城，见禹襄，遥为致敬，禹襄谓曰：‘别来技进如何？我试击汝，汝试应之。’因作进攻势，班侯作势为对，禹襄 曰：‘未可。’三试皆不当意。班侯有疑色，禹襄日：‘趋至我家，我即回，不证实，汝且不信。’归与班侯试，班侯三进，禹襄三仆之，并语以所以然之故，班侯乃大服。班侯性刚骄躁，于人言词无所让，独于禹襄之技。终身钦服。”

又写到：“禹襄临终，犹为侍疾诸人论拳术，娓娓不倦。”

这就是历史文献对于禹襄太极拳形迹的勾勒。

禹襄勤于拳艺著述。

禹襄对于太极拳的兴趣，不仅付诸实践，更本诸心得，笔之于文。这一点，其孙武延绪在《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中写道：“太极拳自武当张三峰后，虽善者不乏人，然除山右王宗岳著有论说外，其余率皆口传，鲜有著作。先王父著有《太极拳解》，《十三总势说略》，复本心得，阐出四字诀，使其中奥妙，不难推求，诚是技之圣者也。”

读禹襄之作，较之于王宗岳之拳论，王是宏观，则武是微观；王是大纲，则武是条目；王是战略方向，则武是战术方法。以《太极拳解》为例：一、指出身法须服从于心法，所谓“心为令，气为旗，神为主帅，身为躯使”；二、强调周身一家，所谓“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发劲乃上下相随，乃一往无敌”；三、阐述舍己从人、后发制人的规律，所谓“能粘依，然后能灵活”，“机由己发，力从人借”。若不是念念在兹，身体力行，岂能化武为文，用优美的骈体文把拳艺写得如此生动传神？

其《身法》乃切实之要领，对人体各部位的要求一目了然。而《四字不传密诀》，无形无象，已臻化境矣。

这就是禹襄“采得百花成蜜后”，为后世留下的太极拳理论之“蜜”。

按：笔者也注意到，关于禹襄的几篇文章，是否属于他的原创，可能存在某些不确定性。不确定也者，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属另一专题，可另行讨论。

 

三、禹襄环境

武禹襄孜孜以求，但不是戛戛独造，他周围有一个很好的太极拳研究氛围。除了尽人皆知的超拔特出的杨禄禅之外，禹襄长兄武澄清也必不可少。相比之下，倒是还有一位，却似乎被太极拳界边缘化了。正因如此，笔者就想特别浓墨重彩地补上一笔，补上此人在太极拳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此人乃是禹襄二哥武汝清。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你不是就想说，是武汝清推荐杨禄禅进京这件事吗？是的。可事情似乎远不止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武汝清推荐杨禄禅进京，是太极拳发展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太极拳历史肯定要改写，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极拳了。前些年曾见有人写文章，说杨禄禅的进京时间是1840年，依据是武汝清是在这一年考上的进士。错！第一，1840年，武汝清刚考上进士进京，他自己尚且人生地疏，自顾不暇，何以荐禄禅？第二，据笔者详察李亦畲之《太极拳小序》，结合禹襄生平，禄禅“旋里”的时间当是1851年，那么他进京时间只能是在此之后。无独有偶，武汝清大约也正是在1852年“归里”的，这是武汝清和杨禄禅相识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武汝清得以推荐杨禄禅进京。这里面有几个要点。一，是禹襄美言了禄禅，才引起了二哥汝清的注意。且这种美言，不仅关乎禄禅之拳，必也关乎其德。经汝清默默观察，禄禅一定深惬其意，使汝清这位“武卿刚正，汝辈不如也”（咸丰皇帝评语）之赋闲京官，未以江湖鄙俗之一介武夫目禄禅，否则就断然不会有荐其进京之下文。何以见得？因由汝清出面举荐，必当荐至他在京的生活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士大夫阶层！汝清不能因禄禅而败坏了他自己的名声。二，因此又可知，禄禅进京传拳，起步即当在士大夫阶层。三，由此又折射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对拳脚功夫的需求。如果没有需求，汝清的推荐就变成无稽之谈、无病呻吟、空穴来风。揭示出这一点的历史意义何在？1852年，是爆发金田起义的第二年！南国迅速变天，全国已进入战争状态！这样看来，杨禄禅进京授拳并大获成功，大受欢迎，是适应环境所需，乃时势造英雄，非英雄造历史也！

再说下去，怕话题扯远，将涉及到另一个专题：武术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现在收住脚步，还是回到武汝清身上吧。话说武禹襄故居现挂有一副对联：

立定脚跟竖起脊

拓开眼界放平心

这是一联拳论！——世人均作如是观。可笔者咨之多人，所答纷纭，或云为武禹襄所作，或云乃李亦畲所作，不一而足。因为欠缺“标准答案”，甚至更荒唐之回答者都有。寻寻觅觅多年，终于有一天笔者发现，作者实在不在这个圈，在这个圈也真没有正确答案，作者是出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世界之人：姚元之——清代官至左都御史。

那么，这副对联的本义，自然也应该与练拳毫无瓜葛，它是一副修身砺志联！

简单说，一位京城高官的修身砺志联，怎么会不胫而走，来到广平府，而最终“花落”太极拳家，摇身一变而成为“太极拳论”？谁最有可能担任这一文化传递的使者？这，只能是曾供职于刑部的武汝清了。

再说所谓翁同和为杨禄禅所题的那副著名的对联：

手捧太极震寰宇

身怀绝技压群英

其境界和用语均不俗，虽然现在尚无法证明它就是翁同和所作，但也不像是伪作，特别是联前还有一个小款识：

观杨进退神速，虛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之浑圆一体也。

巧得是，大名人刘墉（1719~1805）以书艺名世，笔涩体腴，力劲墨厚，似肉多骨少，实绵里藏针。时人徐珂谓：“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

两段文字如此“形似”，岂是巧合？话说得明白些，就是关于杨禄禅的这副对联和款识，不管是否真的出自翁同和之手，但至少是出自北京的文化环境，且是上层的文化环境。

按：香港马伟焕先生购得一套《翁同和日记》，经反复查阅，未见此联。笔者案头有一本黎泽济之《文史消闲录》，书中记有翁同和有“遗泄之症”，故翁氏日记中常有“夜发病”“连日发病”的记载。笔者旁注：“翁日记瑣屑如此，则为杨题联之事当有记载。”现既经马先生查阅未果，笔者又考察翁同和生平，觉其为官时间与杨禄禅在京时间两者似乎衔接不上，遂猜想可能是乃父翁心存之语，因杨在京期间，翁心存担任尚书；然因史上翁同和名气更大，遂以讹传讹变成了翁同和。于是又委托邯郸太极学院院长郭振兴先生查阅《政心存日记》，此事正在进行中。

所以说武汝清介荐禄禅进京，其意义远超出其事之本身。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高，文化层次也高，这不仅对太极拳在社会上的迅速传播，更重要的是对太极拳自身的发展变化都必将产生作用和影响。是武汝清，把当时北京所代表的“时代文化”和广平府杨禄禅所代表的民间武艺融合了。当杨禄禅把太极拳带到北京时，武汝清自己也把北京文化带回了广平府。在这样的氤氲交合中，太极拳自身在发生着什么样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呢？

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禄禅在京的出色表现，其消息一定会不断传到汝清耳里。汝清一直在关注着此人此事。现在太极拳史学界有一共识：太极拳之名的由来，在陈家沟时期尚未找到，在李亦畲手抄本里历史性地出现了。看看杨禄禅这一群人吧：按年龄排，依次为杨禄禅，武澄清，武汝清，武河清（禹襄）；论职务和见识排，则是武汝清（从五品京官），武澄清（正七品地方官）。如果是这几位，谁最有可能从文化角度，最终促成、或曰启发太极拳大名的产生呢？如果不是这几位，若是在北京，则岂能离开武汝清的荐介之功？

武汝清在太极拳史上，怎么可以被边缘化呢？

按：马上就会有人反诘：什么在李亦畲手抄本里才出现“太极拳”？不是早有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吗？哈哈，莫急，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如“孤月悬空”，那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尽可另辟专题赏玩、品鉴。我们都想搞清历史，但历史总是那样不给面子，总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也许正是历史话题的趣味所在！

至于武澄清之热心参与太极拳之研究，且留有数篇太极拳论，如《释原论》，还特别鲜明地提出了“心知才能身知，身知胜于心知”这样掷地有声的观点。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杨禄禅、武禹襄这两位太极拳大宗师（当然这是来自后人的赞誉），在他们周围，有一个研究太极拳学术的“群”！太极拳从永年走向世界，是偶然，偶然当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

 

四、禹襄意义

距今200年，武禹襄来了；距今132年，武禹襄走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武禹襄留给后世的是什么呢？

 

（一）世俗上，武禹襄被后世尊为武式太极拳创始人，其实这未必就是武禹襄的原意。

武禹襄以太极拳名于世，准确地说，是名于后世。在当时，武禹襄并不以太极拳名世，这从《武公墓志》（又名《武河清墓表》）中只字未提太极拳一事可窥一斑。当然这其中又有两个因素：其一，当时太极拳本身在社会上还没有知名度，墓表中即便提及太极拳，怕也无人知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极拳的历史进程；其二，墓表中强调武禹襄“以才干志行，为当时大人所器”，又有数次为“当时大人”“礼辟”，充分说明武禹襄的主要人生价值、社会形象所在。

禹襄之于太极拳，纯属个人爱好，且爱之甚深，至于痴迷程度。因此以他之“廪贡生”“候选训导”的出身和身份，某种程度上不屑以拳师自居，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实践，深知太极拳不可等闲视之，因此才孜孜以求，并将心得形成文字，且诲人不倦地悉数传授给他的两个外甥，惟恐其失传可惜也。正是这样的授受，奠定了一大流派的基础，最后被后人尊为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所以说禹襄宗师以拳名于世，非名当世，乃名 后世也。禹襄宗师若黄泉有知，一则会感意外，二则也定当为太极拳竟能获得这样的普及和发展而欣喜。

武禹襄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位儒生戏剧般地变成了一代太极拳宗师。

 

（二）客观上，武禹襄在不经意间，发挥了中国武术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作用：文武融合，成就了太极拳的大跨越。

文武融合，是中国武术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就太极拳而言，做到文武融合的最伟大人物当然是王宗岳。但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杨禄禅、武禹襄这个特殊时代——太极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不是武禹襄，怕未必就能形成代表文化层面的武氏昆仲和代表武艺层面的杨禄禅的风云际会。若没有这种风云际会，太极拳会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天知道。

 

（三）历史不是人为故意的，是自然形成的。

唐宋八大家苏洵《仲兄字文甫说》有言：“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

苏洵之言，于禹襄宗师之于太极拳之功，不亦当乎？

以此篇作为武禹襄宗师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作，文成仓促，疏误很多，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注释

①把总，官名。明初多以功臣、外威充任。后职位日轻，至清代成绿营兵低级军官。秩正七品，位次于千总。这是武母赵氏之父赵宏勋的职务和地位。相比之下，禹裏曾祖任职千总；祖父武大勇，“亦武生，懿行载邑乘暨畿辅通志”（见《武汝清公墓表》〉。禹襄父烈，邑庠生，有功名在身。如此，则武、赵两家可谓“门当户对”矣。

②均人：官名，周礼地官之属，均，犹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按，《孙诒让正义》云：“均人者，掌均乡遂公邑土地征役，三年大比则大均，爵虽卑而职甚重。”